江苏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

相反，如果不能一门深入，一味贪多求快，频频变换依止师，则不免芜杂不精，难成统系。

既然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信徒所写的弘教文章，不能被当作研究论文，那么一位儒者对于本派思想观念的宣传与弘扬，自然也不能与儒学研究混而无别。或者可以说，与民族国家建构相伴生的儒学复兴意识，实际上是之前天下格局中夷夏之辨某些功能（如由文化而构筑认同感、确立文化身份、带来文化自豪感与感召力等）的代偿机制。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些文章，如《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年12月所刊童书业的《孔子思想研究》，《文史哲》1961年5月所刊车载的《孔子论仁》等，则对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进行了深扩。在儒学由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儒家学人合一的传统，变成了学与人断裂与分离的状态。儒学的整全性期待对于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张学智在2002年也曾指出：20世纪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有一个误区，这就是企望学术包打天下。既然如此，本应对立矛盾、绝不兼容的观点和主张，在新世纪何以都聚集到儒学这一场域形成乱象，立场相反的诸家，何不提炼出各自的内在精神以为号召，却要执着于儒学这一共同的名相，形成仿若有着共同或者近似主张的儒学复兴局面呢？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近现代以来，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中，儒学与民族身份认同关联到了一起。无论哲学化路径还是史学化方向，1950年至1966年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基本都是由阶级分析入手，再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别，对儒学思想作进步还是落后的区分。

杜维明重建哲学以及儒学传统的现代化思路，对中国当代儒学复兴语境中的儒学研究影响很大，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研究是沿着当时杜先生的设想展开的。既然儒学中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那它自然也可以是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6](140-141) 在荀子看来，如果能在后王之礼中能把握先王制礼的原则、根据，那么对于新出现的情况就可以举统类而应之。

主张礼与义是相合、相协会的。也要对后王之礼有所审察，因为对其的记录会更加详细。只有做到群人、胜物，人才能与天地参，真正达成仁。而荀子又确实认为义与理直接相关，他明确提出义，理也[6](491）。

3比如，如果想要知道久远的上世礼法，那么对距其较近的周道的审察将会有所帮助。对此，荀子的思考中体现了不同的一面。

如此一来，今时今世的礼法的建立就很难以先王之礼为依据。可以说，荀子更多的还是从己身之欲的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正己问题的。在这种导引中，节制欲或者寡欲的方式是有必要的，但这种节制或者减少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否定欲所以要让欲减少，而是认可欲，并保证欲的长远发展。反求诸己便能得仁，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孟子看来，人心生而有四端：仁、义、礼、智。

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前面所提及的制礼反本成末之末，就是指礼节、礼制。1但是，孟子对于寡欲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一深化中，荀子不仅主张制礼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将克己收归到复礼中，而且还从处仁以礼的角度将孔孟的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的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

这是荀子对孔孟思想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如果说荀子基于人欲的考量而将孔子的克己思想转化为如何恰当长养人欲的问题，那么进一步地，荀子还将其收归到复礼思想中。

对欲的长养本身指向的便是使欲存有且多，而不是少甚至于无。他认为人确实是喜欢看使眼睛舒服的颜色，但问题是有这种舒服颜色的事物是很多的。

[6](81）这就是以近时之王所行之礼法，可以得先王礼法之迹，也就可以进而知道先王的礼法的大纲。只是因为时代久远了，现在知道的少或者只是知道其大概或者大纲。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对于礼之所起，《礼记·礼运》提出协诸义而协。不任由私欲的泛滥流行，而是以公道、通义来引导人欲的发展，从而使人与人能群居和一。荀子主张的是如《荀子·正名》篇所强调的重己役物，尤其是己心对外物之欲的治理和引导。

[6](492）这表明，在荀子复礼不仅被发展为制礼的问题，还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展现为礼制对人的行为的要求，也就是人要按照礼制行事。相反，则俸禄奖赏也会少一些。

他说： 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一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克己复礼，但关联其以义克利、制礼反本成末和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的思想，可以看出，荀子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问题是有思考的，并以礼之起的主线贯穿其中。

如果说从恢复周礼的角度解释复礼，是将古代的周礼作为今世礼法制度制定的依据和有效性的保证，那么荀子从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的制礼角度，则将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化。以义胜利之胜并非去除的意思，而是在礼义的主导下对民的自然欲望的发展有所衡量。

但在荀子看来，仁不仅只是一种基本的爱人情感，其中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基于此，荀子主张制定礼义，来引导人欲的发展。如何恰当地对人情、人欲做出回应，使人之情进一步落实。类似地，荀子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仁的，他明确指出：仁，爱也，故亲。

利之欲自然有，但其发展是要有约束的，即要受礼义的主导。不论是依据古代旧制或根据旧制的根本———义或理来制作礼义，还是在制礼之后要求人践履礼，荀子都认为，圣王的主要目的是治理人欲。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6](152）从义有分出发，荀子将人情、人欲的治理进一步放到群治的角度而谈。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而有的四端中，孟子将礼（辞让之心）作为四端之一，这与孔子的复礼思想有很大不同。[3](883）应该是己身以大体立，同时也帮助别人身之大体的立———己欲立而立人。

以往研究对这两种路径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汉以后的经学诠释。如果能尽心，即长养、扩充人心内在的四端，便能求仁得仁。另一方面，他也对古代圣王所制之礼的可靠性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类不悖，虽久同理。人对待欲望的态度，应该是重在如何治理。

[6](79-81) 时代的久远，必然使得先王的礼文、制度、礼数等渐渐走向灭绝，因而很难恢复原貌。所谓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

从现实出发，荀子指出其时代已经与先王、上古时期很久远了，可以说礼制的恢复面临许多困难。同理，孟子也认为义不是外在于我的，而是内在于我的。

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所以对于欲望的寡的程度，是以不消耗夜气、不损耗仁心的长养为前提的。